现在一提起1918年和1919年的中欧革命,年轻人有时会强调德意志的无产阶级是整个欧洲最有组织最有战斗力的,所以最激烈的斗争能够在说德语的地方发生。据说美国人也很吃这一套,他们走在柏林或者汉堡的大街上,看到冲锋队、赤色战士阵线或者国旗队的人们排着队走过,再翻翻那些渊博的德语历史著作,就觉得这样的解释很有道理。但依我看,让德国无产阶级这么有组织这么有战斗力的其实并不是市民自治的传统而是鲁登道夫将军搞砸了的战争,毕竟闵采尔并不能给德共提供机关枪,但发不出工资的兵工厂和无人看守的军火库可以。

  直到现在,德国到处都还是武装起来的群众,那些武器当然是通过兵工厂和军火库流出去的,国防军对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柏林警察在那些有枪的对手面前也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他们的阵营区别和信仰差异主要体现在旗帜和横幅上,如果把这些东西忽略不计就很难从他们身上找到什么不同定。如果非要找,那大概就是冲锋队的人看起来更年轻更没教养更疯狂。他们的领袖弗朗茨·普菲费尔就有这种本能的疯狂,我近距离观察过这个前贵族军官一次,他几乎可以看作是一个施莱歇尔的对照物,很少有人能把施莱歇尔身上那种已经变成本能的贵族的高傲和偏见,变成一种同样近乎本能的对贵族的憎恨。

  (弗朗茨·普菲费尔·冯·所罗门(右),曾与恩斯特·罗姆(左)共同领导冲锋队)

  一只十几岁的介于孩子和成年人之间的动物可以毫不犹豫地用橡木棍子甚至用牙或者手指把他们眼前的敌人撕成碎片,但一个成年人一个上过战场的贵族军官,却鼓励甚至训练他们这么做,这就太可怕了。也许阻止这种暴力的蔓延酿成重大灾难的是这些形形色色的“革命者”们对武器选择的一致口味,他们都不喜欢重武器,比起机枪他们更喜欢步枪,比起步枪手枪更受欢迎。据说在帝国崩溃之后的混乱时期很多兵工厂工人都靠贩卖他们的产品改善了一下生活,还有人想要干一票大的,却发现千辛万苦弄出来的野战炮没有任何人感兴趣,只好又想办法千辛万苦地弄回仓库里。

  和1928年正在酝酿着革命的柏林相比,1918年的维也纳事实上已经爆发了革命,甚至还有了一个苏维埃和一支赤卫队,但他们并没有做出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情来。据说后来他们终于鼓起勇气对国会大厦发起了一次进攻,准备用松节油或者别的什么东西把这栋巨大的希腊式建筑烧掉,然后就遭到了。一群从俄国人那学会唱国际歌的人扑向一座希腊式的国会大厦,打算把这个进口古董一般的建筑当作奥地利资产阶级民主的象征摧毁,我们的英特那雄奈尔在这个意义上真是充满了幽默感,也难怪卡尔·克劳斯说维也纳是“毁灭世界的试验场”了。顺带一提,哈利·凯斯勒近来也很喜欢引用这句话,但最近一次他提起的时候,我指着窗外的柏林说,“他们很快就会证明我们真的只是试验场而已。”

  当然对我的这个观点基施同志肯定不同意。艾贡·艾尔温·基施是我在战争期间认识的最有趣的几个人之一,所以我把他放在最后。如果没人告诉你,你永远也想不到这个人会是维也纳赤卫队的政委。这个人身上有所有理想主义者的优点,而没有他们当中很常见的那些缺点,比如自命不凡和过于严肃,好吧这两个毛病其实也是一码事。我过去一直觉得懂马克思和缺乏幽默感也是一码事(虽然马克思本人是有幽默感的,不过他恐怕也不懂马克思),但基施是这种看法的反面典型。尽管是一个布拉格犹太人,但基施身上具备大部分捷克人的优点,他喜欢哈哈大笑,喜欢开玩笑也不在乎别人拿他开心。“老爷”这个外号就是他送给我的,然后传染了战时通讯社的很多人,比如罗特和穆齐尔。他最初这么叫我的时候还喜欢作出一个农民式的点头哈腰的动作,但这一点没有传染给其他人,可能罗特欣赏不了穿着军服做出这种动作的幽默感。

  我最初认识他只是为了给自己保留几条通往左翼报纸的渠道,但是后来我发现这个人实在是很有趣,所以我对他的包庇到了足以让警察局长愤怒的地步。即便如此,我还是没能阻止他被送上军舰。好在历史证明在1918年前后各国的舰队都成了革命的火药桶,基施被送去普拉,和普拉的舰队起义之间到底有没有关系我一直很好奇,但也只停留在好奇而已。所以当他突然出现在维也纳然后告诉我他是维也纳赤卫队的政委的时候,我确实相当震惊。当我带着手枪徘徊在美泉宫的花园里,看着简单的铁栅栏之外围观的人群的时候,我就在想也许基施什么时候会带着他的队伍闯进来,然后把我们都打死。然后西格莱依伯爵就给了我一个大概的时间,先把他们都打死。

  基施他们真的在筹划一场武装斗争,而西格莱依则让我扑灭一场起义。这对我来说真是有点夸张,但假如考虑到其实维也纳的赤卫队总共也只有几百人,就没那么夸张了。在去见朔贝尔之前我已经考虑好了,朔贝尔的解决方式是典型的警察思维,他打算逮捕赤卫队的所有人,收缴他们的武器,或者简单地说,他打算用他手里的警察消灭赤卫队,但我觉得这太夸张了。对于一场甚至连烟都没冒出来的起义,我觉得最好的解决方法就是抓住基施,把他关起来,等皇帝离开维也纳之后再放他出来就够了。

  不过抓基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我还年轻的时候,我经常觉得如果梦中出现的场景频繁地甚至急促地出现在生活里,可能是自己来日无多的一个表现(现在我发现其实不再做梦才是来日无多的表现),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当我们行动起来去逮捕基施同志的时候,我才意识到自己居然在一年多以前就做过一个这样的梦,当时我和莱哈尔一起去抓基施,他一边咒骂着“叛徒”一边绝望地逃到楼上,我则在一楼抓到了当时还只存在于我梦境里的M,接着莱哈尔冲了上去,我在密集的枪声中惊醒。不过我和朔贝尔的计划远没有这么激烈:在我们的计划里,我要以帮助M先生运货进维也纳为由把他骗到我家,尽量不让他带人,然后朔贝尔直接带人用一副粗暴的模样闯进来,把我们两个分头押上警车,这样我在下一个十字路口就能获得自由,而基施会被送进监狱里冷静一下,不会有伤亡。在制定计划的时候,朔贝尔还暗示为了让邀请显得更可信,M也应该在场、然后和我一起被朔贝尔假装抓出去,但考虑到现在维也纳警察局就算要了基施的命也在所不惜,而我又没办法保证M会被他们当成我无辜的妻子而不是一个波希米亚布尔什维克的联络员(毕竟她已经在下奥地利留了案底),我拒绝了这个想法,然后找了个理由让她到安全的地方避一避。我觉得以基施的性格,如果用A夫人最后剩下的一点土豆、面粉、人造奶油和牛肉罐头作为诱饵,就足以用普通朋友的身份说服他过来谈谈把消炎药和医用酒精带进维也纳的问题了。

  与此同时我也在安排皇帝离开美泉宫的事。看来维也纳政府对我们的态度非常坚决,如果说我们的帝国首相拉马西博士看起来还像一位富有同情心的破产律师的话,那么代表新共和国的政治家们在美泉宫的态度说是遵从了外交礼节都算客气的。我们本以为至少能在美泉宫过最后一次圣诞节,然而维也纳方面甚至连圣玛尔定节都不让我们过,皇帝在11月11日下午签署诏书放弃国事权力之后就必须立刻搬到下奥地利的猎庄去。这让我紧张了一下,因为我和基施约定的日期也是11号,于是我不得不临时把跟基施吃饭的时间从晚上改到了上午十一点,并祈祷这个改动不会让他和他的同志们起疑心——我不记得自己到底有多少年没有祈祷过了——好在基施的器量总是不会让人失望,他一口就答应下来,天知道一个这么不小心的革命家是怎么活到现在的。

  无论如何,在1918年11月11日中午11点11分,基施果然出现在了我家楼下。朔贝尔的人一早就在对面的巷道里盯梢,我在确认基施身边没有任何同伴跟随之后,就拉开了客厅的窗帘,暗示他们做好准备——等我在午餐期间离席走到窗台前,用后背对着窗户,那就是动手的信号了。当我把基施迎进门的时候一股浓烈的烟味几乎立刻就充满了整间客厅,而基施似乎对此也有自觉,不好意思地笑起来:“面粉和土豆不够吃,只能用烟卷当革命的食粮啦。”

  基施那浓重的黑眼圈下的笑容让我动了恻隐之心。作为一个莱哈尔和施莱歇尔所说的无根的城市阶层,我当然清楚人的一生总是充满了事与愿违,所以表里不一也是难免的事,也早就知道如果基施落到朔贝尔的手里绝不只是被“保护性拘留”那么简单。但当他摘下帽子坐到椅子上、而我若无其事地为他拿来牛肉罐头的时候,我第一次产生了“背叛”的实感,我意识到自己已经成为了犹大,即便我面前的那位朋友并不是弥赛亚,也没法为我换来三十枚金币,而是为他自己换来一条命。

  基施虽然看起来很狼狈但精神头还不错,胃口更是好得可怕。我平时能管两天的一个牛肉罐头他就着面包不到二十分钟就吃完了,然后还抹抹嘴问我有没有酒喝,一点也不跟我客气。考虑到接下来还要去美泉宫送皇帝,我只好告诉他厨房没酒了只有代咖啡,他也没有挑剔。那天到底聊了什么我现在已经记不太清楚了,只记得在事先约好要谈的那些药品的事情上我们没有花费多少时间,事实上我全程都没有提到M和M先生的名字,而基施也完全不急着跟我讨论这些正经问题,也许这些事在他的革命日程表上根本排不上号。相比之下他更需要一个能跟他一起开玩笑的朋友,我们在饭桌上聊到了勋伯格,聊到他这个马勒的小朋友能给军乐团写出什么样的进行曲,我们的军人在听着他的旋律行军的时候会不会崴到脚。我们聊到施尼茨勒,听说他的新小说要在柏林出版了,但愿出版社给他选的纸不会被拿来擦枪。我们当然还聊到了卡尔·克劳斯,是的我不喜欢他但在那些年维也纳每一场愉快的交谈里我总是无法绕开这个名字,我们对着扫荡一空的餐桌像演喜剧一样用他杂文里的讽刺语句你来我往,然后像两个喝醉了酒的大学生一样开怀大笑。我甚至没听到客厅里十二点的钟声,当我开始看钟的时候,已经快下午一点了。沉默第一次降临在我们之间,就在我下定决心往窗台走去的时候,基施突然从座位上站起来,说他想到外面抽根烟。

  这对我来说是一个意外的情况。我问屋里为什么不能抽,他说最近总跟一群烟枪憋在酒馆里肺都要闷坏了,还说他大衣上的那些烟灰全都是他的同志们留给他的,布尔什维克就是通过这些烟灰像打电话一样互相联络,所以没有人能抓到他们。我说,那你可得多给你的同志留些电话,不然等你被抓了可没人来救你。基施又对我作了个农民一样的鞠躬动作,然后用捷克腔的德语说:这不还有您吗!然后关上了房门。

  当他在木楼梯上留下的脚步声淡去之后,我第一时间冲向了窗口——当然不是客厅里用来发暗号的那扇,而是书房里一直用窗帘遮住的那扇。从窗帘的缝隙里我能清楚地看见基施一只手插着腰左顾右盼,而对面巷道口依旧空空荡荡,看来朔贝尔的人还在充满契约精神地原地待命。当我开始放下心来的时候,基施的视线突然固定在了他的右手边,当他丢下烟头转身作出逃跑的姿势时,一辆黑色轿车正好开到他身边打开车门,从里面伸出四只穿着黑西装的手,像正在吞噬浮士德的魔鬼一样把基施拽了进去,然后加速离开了这条街道。朔贝尔藏在巷道里的人听到声音马上冲了出来,但在看到轿车已经开走之后就熟练地转换成慢跑、然后快走的姿势,最后变成四个事不关己的行人,也默默地消失在马路的尽头。

  朔贝尔的人居然抢先下手了,这让我的头脑里一片空白。我直到现在也想不起来当时的自己到底做了什么、想了什么,但在我的记忆重新明朗起来的时候,我正坐在书桌前的椅子上,面前正好摆着那本我用了一年多的笔记本。唤醒我的是一阵轻松、近乎轻佻的敲门声,我回头看去,朔贝尔正以一副胜利者的姿态站在那里。

  “我们已经把基施抓到了,”朔贝尔摘下帽子,“我们会把他在这里关上几天,然后放他活着出去。普林西普没有被处决,那个阿德勒甚至被无罪释放了,在这个过于仁慈的新国家里,我们没有理由要他的命。但您知道,我们警察对于能抓到这个革命头子可是很兴奋的。”

  我一声不吭地盯着他,这种沉默似乎唤起了朔贝尔的解释欲。他捻了捻自己的胡子:“换句话说,我们可以保证他活着,但他会不会在洗澡或者放风的时候摔断腿或者撞坏脑子就不一定了。这不是我在撕毁约定,奥地利警察部门这么大,我的义务不止在于替您保护您的皇帝,更没有办法保证我的每一名警员都有自制力。”

  “但他还是一个记者。他曾经在加利西亚战场被俘虏过,交换回来之后在我的战时通讯社上班,写写战斗英雄和烈士遗属的美丽故事,但现在不一样了,因为他在《新日报》工作,艾贡·艾尔温·基施先生也在那里。如果他下个星期发现自己的同事从监狱里出来之后有什么受到物理伤害的痕迹,这应该会成为一个很不错的头版故事。”

  朔贝尔礼节性的笑容消失了。“我觉得您在威胁我,阁下,”他重新戴上帽子,“看来您对于秩序在我们这个无政府状态下的重要性还没有充分的认识!”

  朔贝尔说完转身要走,这让我久违地产生了一种好胜心。“随便您怎么描述。”我用更快的速度拿起早就套在椅背上的军大衣,戴上军帽赶到他前面,然后转过身来立正,朝他敬了一个军礼:“但我还是得说,再见了,博士!如果您不介意的话,本无政府主义者现在得去美泉宫送我们的皇帝陛下。”